我写这些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今天晚上，我和莱昂一起去了“地下室”，因为今晚是“学生之夜”——啤酒买一赠一。因为害怕弗兰琪知道我要去伦敦上班，我很紧张。

上个星期天，她突然来我家看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旅馆工作，我告诉她我不回去了，然后找了一些借口，但我能看出她很生气。

“可我们在一起工作很有趣，”她噘着嘴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告诉她，我们可以一起去“地下室”参加“学生之夜”，她这才高兴起来。

因为买一赠一的优惠，今晚的“地下室”人满为患，墙角有一群人正跟着“九寸钉”的音乐兴奋地跳舞，今天晚上换了个名叫托尼（但他更愿意我们叫他托恩，对DJ而言，这可不是什么酷名字）的DJ，他似乎很喜欢重金属，这群人油腻的脑袋周围环绕着一圈干冰的雾气，让我的鼻孔发痒，眼睛湿润。

“你还好吗？”莱昂在音乐声中对我喊话，我们站在吧台前，前面至少排了四个人，照这样的速度，我们永远喝不到酒。

我朝他笑笑，但他依然担忧地看着我，我们都在避而不谈我找到新工作的话题，拒绝承认将要面对的现实，种种阻碍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托恩换上一张“暴力反抗机器”的专辑，我转过身去，看到弗兰琪从干冰雾里钻出来，就像音乐视频里的歌手，穿着黑色的短连衣裙和长筒靴。

“索芙！”她打了个招呼，朝我走来，差点被一个跟着音乐摇头晃脑的男人油腻的马尾辫甩到，“小心点！”她朝他咆哮道，但音乐声掩盖了她的喊叫。“该死的神经病。”她抱住我，然后把我向后一推，仔细打量我，“你感觉怎么样？我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回来上班，我想你。”

“我回到售货亭上班了。”

她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回那个臭鱼摊上班？”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早晨起不来。”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她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大喊，随后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带走，我惊恐地瞥了一眼身后的莱昂，但他正忙着往吧台前面挤。

我别无选择，只能让弗兰琪拽着我穿过人群，穿过双层大门，来到衣帽间、出口和女盥洗室所在的大厅，那里比较安静，双重防火门阻隔了音乐的震动。我们站在出口附近，温暖的夏夜空气顺着门缝钻进来，弗兰琪把手伸进包里找烟，她自称“只在社交场合抽烟”，比如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吸烟有什么意思，我试着抽过一次烟（在自行车棚后面，为了给伊恩·哈里斯留下深刻印象），但烟雾卡在了我的喉咙里，刺激得我直咳嗽，难怪他再也没有要求我和他一起去自行车棚！

“直说吧，”她喷着烟对我说，“怎么回事，索芙？”

在那双绿色眼睛的专注凝视下，我局促不安，“你什么意思？”

“你，”她皱起了眉头，“你一直在躲我。”

“我星期天才刚刚见过你。”我盯着我的“羚羊”运动鞋说。

“就见了半个小时，然后你就恨不得马上摆脱我，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我又不傻。”她又抽了一口烟，“而且，假如你没有躲着我，那为什么还要回那个臭烘烘的鱼摊上班？我爸爸给你的工资是斯坦给的两倍。”

“我没有。”我含糊地说，依然不敢看她的眼睛，我不愿再想起阿利斯泰尔。

终于，我抬起头来，与她的目光相遇，她的眼里满是敌意，她用力吸了一口烟，把烟头往地上一甩，烟头掉进一个水坑，看上去像黏稠的啤酒，也很可能是尿。“你以前什么都告诉我的，索芙，”她伤心地说，“现在却变了，你变了。”

我叹了口气，怒火蹿升，难道她觉得我还会和三年前一样吗？迫不及待地做她的跟班？“弗兰琪，我们不再是小孩了。”

“你曾经像我的姐妹一样。”

“我知道……可是……”

令我惊讶的是，她的眼中充满泪水。自1986年她在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