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开始连篇累牍地登出了所谓“布瑞克斯顿奇案”的新闻。每家报纸都有一篇长篇报道，而且有的还专门就此写了社论。其中有些消息就连我都没听说过。至今在我的剪贴簿里还保存着不少关于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就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以往犯罪的记录中，还找不到比这个悲剧更为离奇的案子。被害人使用的是德国名字，看不出作案动机是什么，而且墙上还留下了这个狠毒的字样。一切都说明此案系一群亡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所为。美国的社会党有很多流派，死者无疑是因为触犯了那些不成文的法律，所以逃避追杀来到这里，最后还是遭了毒手。这篇文章还简略地提起了过去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意大利烧炭党案、马尔萨斯原理案、达尔文理论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一系列案件，这篇文章在结尾还向政府提出了忠告，希望今后要对于境内的外国人予以更加严密的监视云云。

《旗帜报》的评论说：

类似于这样的无法无天的暴行，通常是发生在自由党的执政之下。这些暴行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民心动乱以及政府权力的削弱。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已经在伦敦城逗留数周。生前居住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夏朋婕太太的公寓。他是在自己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的陪同下来此地旅行的。两个人在本月4日星期二辞别女房东后，就去了尤斯顿车站，计划搭乘快车前往利物浦。当时有人在车站的月台上看见了他们，但是之后就下落不明了。后来据有关报道称，在距尤斯顿车站数英里的布瑞克斯顿路的一所空屋中，人们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遗体。他究竟是怎样到达这里，又是怎样被害，这些疑团尚未解开。斯坦节逊下落至今不明。值得庆幸的是，苏格兰场著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二人同时负责侦查此案，深信此案不久之后就会真相大白。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

这定然是一宗政治性犯罪。因为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仇恨，使得许多人都被迫来到我们的国土上。如果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持以宽容态度而不予追究的话，这些人极有可能成为良好公民。而在这些流亡人士的社会中，还存在着一种严格的“法规”，一经触犯，就会被处死。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他的秘书斯坦节逊，以便查清与死者相关的各种问题。死者生前在伦敦的住址已经获悉，这就使得案情的进展向前跨出一大步。该住址的发现，均系苏格兰场机智干练的葛莱森先生所为。

吃早饭的时候，福尔摩斯和我一起一一读过了这些报道，他好像觉得这些报道非常有趣。

“我早就说过了，不论是什么情况，功劳都会被归到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两个人头上。”

“那也要看是怎样的结果啊。”

“哦，老兄，这和那些其实没什么关系。如果捉到了凶手，当然就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精明强干；要是凶手逃跑了，他们就会说：虽然克服了重重困难，但是……说到头，好事都是他们的，坏事永远都是别人造成的。无论他们干出什么，总会有人给他们唱赞歌的。有句法国俗语是这么说的：‘笨蛋再笨，也总会有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

正说着，就听到过道和楼梯上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其中还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声，我不禁喊起来：“怎么回事？”

“是贝克街侦查小分队。”福尔摩斯煞有介事地说。这时候，六个街头流浪的顽童已经冲了进来，我还没见过这么邋遢的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严肃地喊道。这六个小流氓闻声像六个不成形的小泥人一样一线排开站在那里。“以后再有这种事，叫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行，其他的人都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那个叫维金斯的孩子答道：“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找到。”

“估计你们也没找到，还要继续查找，找不到不许停下。这是你们的工资。”福尔摩斯给了每人一个先令，“好，都去吧，我等着你们下次报告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