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上了五点二十五分去南边的火车。七点三十分到了普斯顿，那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市镇，有凯萨达两倍那么大，从那里改乘公共汽车，格格发响的老爷破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又过了半个钟点，我才到了目的地。我在旅馆的对面街上下了车，这时天上却下起雨来了。

一个叫杰克·桑托斯的旧金山记者从电报局里出来，说：“哈啰，有什么新闻吗？”

“该有吧，不过我得先去告诉弗农。”

“他在旅馆里开了房间，在房间里呢，至少十分钟前看见他还在。你说的是不是有个什么人收到的那封勒索信？”

“是啊。他已经发布消息了？”

“柯顿刚说开了头，就被弗农拦住了，弗农还命令我们不准见报。”

“为什么？”

“毫无理由，就因为这是柯顿向我们透露的消息嘛。”桑托斯薄薄的嘴唇向下一撇。“弗农、菲尼、柯顿这三个人，如今不是在办案了，他们是在彼此暗暗较劲，巴不得自己的大名和玉照见报率能够压倒对手，名列第一。”

“工作他们总还是做的吧？”

“他们哪还做得了呵？”他愤愤地说，“为了争取上头版，他们每天要花上十个小时，为了不让两个对手上头版，又要每天花上十个小时，此外他们总还得留出几个钟头来睡觉吧？”

一进旅馆，又遇上几个记者，我以一句“没有新的情况”挡了他们的驾，在旅客登记簿上再次签下了名，到房间里把手提箱放好，然后就顺着过道到二○四室去。我一敲门，弗农就来把门开了。房间里就只他一个人，显然他是在那里看报，床上的报纸一大沓，白纸上都印得红红绿绿的。满屋子青灰色的烟雾缭绕，一股雪茄味儿。

这位地方检察官三十来岁，乌黑眼睛，下巴翘得奇高，而且又冲得奇出，这不是造物要他如此，而是因为这样可以格外显眼。他一说话牙齿都露了出来，神态之间颇有一种以才干自居的矜持。他手劲十足地跟我握了手，说：

“你又来了，很好。请进来坐。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我告诉柯顿的消息，他有没有转告你？”

“转告我了。”弗农双手插在口袋里，两脚叉得很开，功架十足地站在我的面前。“你看这个消息值不值得重视？”

“我劝安德鲁斯把赎金准备好。他不肯。科林森家里的人却愿意出这笔钱。”

“他们愿意？”他说，由此似乎也证实了我事先的一个猜测。“还有吗？”他依然掀开了嘴，让牙齿还露在外边。

“信我也带来了。”我把信给了他，“菲茨斯蒂芬明天早上来。”

他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拿着信凑到灯光下，仔仔细细查看了一遍，把信封也查看到。看完以后，就不屑地往桌上一扔。

“分明是个骗局，”他说，“那么这个菲茨斯蒂芬——是叫这个名字吧？——他到底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就告诉了他，说得一个字都不走样。听我说完，他喀哒一声把牙齿一并，就转身去打电话。他叫电话里的一个人去通知菲尼，说他——地方检察官弗农先生——想要马上见他。十分钟以后那治安官就进来了，一边赶紧抹去那两大撇棕色小胡子上的雨水。

弗农拿大拇指冲我一点，摆出一副命令的口吻，说：“给他讲一遍。”

我就把菲茨斯蒂芬告诉我的又重复说了一遍。治安官听得聚精会神，憋得那红扑扑的脸都发了青，嗓子眼里都直喘粗气了。我刚一说完，地方检察官就叭的一声打了个“榧子”，说：

“很好。他说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公寓里正好有人。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他还说他周末是在罗斯度过的，在——什么人家？拉尔夫·科尔曼家里？很好。治安官，这些情况务必都要核实一下。要看看他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

我把菲茨斯蒂芬抄给我的姓名地址告诉了治安官。治安官在一张什么单子的背面记下以后，就呼哧呼哧地去开动县里的刑事侦查机器，一一查访核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