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海勒

1961年，《纽约时报》的版面有八个纵栏。那年11月11日，即《第二十二条军规》正式出版后的第二天，书评版登出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广告，上下贯通整版，且占据五个纵栏的宽度，视觉效果十分惊人。那天的书评评介的是另一位作者的作品，跟纵横字谜和所有别的内容一起，都被排挤到报纸的边上了。广告标题是这样的：什么是圈套？顶部展示了一幅剪影式的漫画，一个穿军装的人在飞行中，表情惊恐，眼睛瞥向侧边某种没有指明的危险。

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出版通告。交织在文字中，通告提及了二十一个具有一定公共声望的个人和团体的赞誉之词。他们大多与文学和出版界有关联，在出版前都收到了小说，并且已经作了书评或给予了赞赏性的评论。

出版后数日之内，《国家》杂志发表了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书评（他也是我的著作代理人的客户，我的代理人力劝他阅读这本小说），评论《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它“是多年来出自任何题材的最佳小说”。芝加哥一份日报发表了斯特兹·特克尔的书评，他同样高度赞扬了它。

这部作品出版时就获得如此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著作代理人坎迪德·多纳迪奥和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勤勉、热忱和欣赏，现在我愿借此机会把这个新版本题献给两位，他们是我的同仁和伙伴，他们的才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那天的《纽约时报》没有评介这部作品，不过《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莫里斯·多比尔的书评，多比尔先生是这样说的：“一本书，一辆野蛮、感人、惊心、欢闹、狂暴、令人快活的巨型过山车。”

《先驱论坛报》的评论者来评介这部出自无名作者的战争小说，几乎完全缘于巧合。佩雷尔曼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出版了他自己的作品，他比我有名得多，又是多比尔先生一次访谈的对象。他的出版社是西蒙与舒斯特，我的也是，而且作品的责任编辑也是同一人——鲍勃[1]戈特利布。当多比尔问及他本人的阅读时，佩雷尔曼先生回答说，他正在非常专心地读一本小说，是他的编辑催促他读的，叫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多比尔先生后来对我坦陈，他一回到办公室就发现该书已经跟别的书堆在一起了，这些书他自认没有时间为了撰写书评而仔细研读。若非戈特利布催促，佩雷尔曼是不会读这本书的；佩雷尔曼没有读这本书，就没有多比尔的评介。

而若非多比尔，也许就没有《纽约时报》上的广告了。两周之后，可能仅仅因为多比尔先生，书评人奥维尔·普雷斯科特在《纽约时报》每日版以嘉许的口吻描述这本书，预言它将不会被能够接受它的人忘记，并称它是“一场眼花缭乱的表演，它能给多少读者带来乐趣，就会激起几乎同样多的人的愤怒”。

其余的，你可以说是历史，但那是一段容易被曲解的历史。

那时，这本小说没有得过任何文学奖，也没登过任何畅销书榜。

而且，正如普雷斯科特先生所预见的，只要有一次赞赏的报道，几乎都会出现一次负面的评论。二十五年以后回头来看这本小说，约翰·奥尔德里奇——我心目中几十年来最有见地、最执著的美国文学评论家——称赞了罗伯特·布鲁斯汀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极富知性的评论，说它包含了“一些实质性论点，是许多后来的批评都没能进一步深化的”，而且奥尔德里奇先生认识到，《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许多早期读者“喜欢这部书的原因，恰恰导致了别的人憎恨它”。

贬低常常是恶意的。《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后面有一条小小的公告，小得只有那些等候它的人才看得见，其中评论者（一位小说家，碰巧也是我本人的著作代理人坎迪德的客户）认定这部“小说亟需技巧与感性”，“重复而且单调”，“欠佳”，“是一堆情绪的大杂烩”，因而算不得小说；而在尊敬的《纽约客》杂志上，评论者——一位通常撰写爵士乐评的特约撰稿人——把这本书与米切尔·古德曼一本背景相似的小说作了比较，然后判定《第二十二条军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