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瑞塞不可能说他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里确实期望如此，然而后来，就在那天上午，不迟于十点钟，他出门的时候，看见门房在他走时取出了一封特快专递信，这是门房在他的信件已经送上楼之后才收到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结果已经到来的第一个征兆。他一直在想，他很可能会收到来自查德的表明结果到来的初兆，而这肯定是那个初兆。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就在他站立的地点，在大门口那股令人惬意的凉风吹拂下，他打开了这封快信，但只是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这年轻人此时要说什么。然而实际情况却远远超出了他仅满足好奇心的愿望。他开启这封短信的封口时并没有注意到信封上的地址，原来这信根本不是这年轻人寄来的，而是那个他当时就觉得更值得了解的人寄来的。不管值不值得，他立即转身径直朝最近的电报局走去（这也是这条大街上最大的一个电报局），唯恐有什么耽误。他可能会这样想：如果他不在他有机会思考之前就去，那么他也许根本就不会去了。他把手放在外衣下部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握着那封蓝色信件，轻轻地而不是猛烈地把它弄皱了。他在大街上的电报局里写了一封回信，也是一封特快专递信。鉴于当时的情况，以及德·维奥内夫人来信的表达方式，他很快就写好了一封只有几句话的短信。她在来信中问他能否在那天晚上九点半去看她。他在回信中说：没有比这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了。他一定在她指定的时间到达。她在信中加了一句附言，其大意是：她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他，在他指定的时间去，如果他宁肯这样的话。但是他没有理会这句话，因为他觉得，如果他要去看她，那么其中有一半的价值是在过去看她的最佳地点看她。他可能根本不会去看她，这是在他写好信但尚未把它投入信箱之前的一个想法。他可能再也不见任何人了，他可能此时就结束一切，听任事态自然发展（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使其得到改善），然后起身回家，趁他还有家可回。他考虑了几分钟的时间，很想做出这种选择，但最终还是把信投入了信箱，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情形对他产生了影响。

然而这情形不是别的，正是那普遍而又时刻存在的压迫感 —— 这些机构中的气氛，站在“邮电局”这几个红字下的斯特瑞塞对此相当熟悉。广阔、奇异的城市生活的颤动，电报员拍发电文的打字声的影响，娇小、敏捷的巴黎女人（天知道她们在忙些什么，她们用可怕的、有针状尖头的公用钢笔在可怕的、散布着沙粒的公用桌上疯狂地书写）：这一切在解释问题太单纯的斯特瑞塞看来，象征着生活方式更紧张，道德更邪恶，国民生活更可怕的某种东西。想到他把信投入信箱后，也就是使自己站在可怕、邪恶、紧张的一边，他感到非常有趣。他在这大城市里与人保持通信联系，完全符合邮电局的一般情调。好像他接受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他的状况与他的邻居的活动是一致的，他与巴黎的典型情况完全融合在一起，他们也是一样，这些可怜的家伙 —— 他们又怎能不这样呢？总之，他们不比他更倒霉，他也不比他们更倒霉 —— 如果不是更好的话。无论如何他已经办完了他那一团糟的事情，所以他走出去，并从那时起开始了他那一天的等待。他觉得他更喜欢的办法，是在最好的环境中看见她。这是这个典型故事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部分。他喜欢她住的地方，整个画面每一次都与她周围那高大、清晰的环境匹配，每一次看见它都使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愉悦。然而此时他要不同程度的愉悦有什么意思呢？他为何不恰当而又合情合理地强迫她接受这情形可能给她带来的害处和惩罚呢？他本来可以像对萨拉那样，在他自己的客厅里冷淡接待。在这客厅里萨拉拜访时的冷淡气氛似乎仍能感觉得到，而那不同程度的愉悦却不存在。他本来可以提议在满是灰尘的杜伊勒里公园的一条石凳上，或者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尽头的公园里廉价出租的椅子上会面。这些地点会有些令人生畏，不过仅仅令人生畏如今已算不上是邪恶。他本能地意识到他们会面时可能遇到的惩罚 —— 他们会感到某种程度的尴尬，他们会招来某种危险，或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