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年，尽管德国的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但其先锋派戏剧却空前繁荣。奥斯卡·克罗格院长也时运亨通，他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经营一个设立在地下室的剧院。每彩排一出韦德金德和施特林德贝格的新剧，或者上演格奥尔格·凯泽、施特海姆、弗里茨·冯·翁鲁、哈森克勒弗尔或托勒的戏剧时，本市知识界，主要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就在这狭小的地下室里集聚，气氛倒也融洽。奥斯卡·克罗格本人，喜欢写些小品文和伤感的诗篇。他把剧院当作道德教育的课堂，主张通过舞台帮助新的一代人去树立自由、正义、和平等理想。当时，他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时刻已经到来。奥斯卡·克罗格是个严肃、自信且单纯的人。星期日上午，在上演托尔斯泰或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戏剧之前，他总要对观众演说一番。“人道”这个词儿经常挂在他嘴边。他兴奋地向站着的年轻人喊道：“弟兄们，鼓起勇气！”结尾则引用席勒《欢乐颂》里的名言：“千百万人啊，我拥抱你们！”

在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奥斯卡·克罗格受人爱戴和尊敬，因为在这些地方观众对大胆的艺术尝试情有独钟。他表情丰富，宽宽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窄边的金丝框眼镜后面，闪动着和善、机敏的眼睛。他的照片经常刊登在先锋派出版物上，有时也见诸于页面光亮的大型杂志里。奥斯卡·克罗格是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界最积极、最有成果的先驱之一。

放弃法兰克福那座著名的地下室剧院，对他来说，无疑是个错误。这一点，其实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九二三年，有人邀请他去管理汉堡艺术剧院。鉴于那家剧院规模较大，所以他允诺了下来。但实践证明汉堡的观众不像那些常去他地下剧场的法兰克福观众那样懂艺术、有激情，且对新思想能产生共鸣。在汉堡艺术剧院，克罗格时常要从他感兴趣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排演大众喜爱的剧目，这使他很痛苦。剧场要求每到星期五就得排出下周节目单。届时，他同剧场经理施密茨总要有一场小小的争执。施密茨要求安排票房高的滑稽剧和惊险剧，克罗格则坚持上演具有艺术性的剧目。由于平时施密茨同克罗格关系好，并钦佩其为人，所以一遇争执，他总是让步，这样才使得艺术剧院仍然保持着高雅的风格。但是这就影响到了剧院的收入。

克罗格抱怨汉堡的年轻人麻木不仁，民众缺乏文化素养，对高雅的艺术欣赏不了。

他苦涩地说：“真是好景不长啊！一九一九年，观众还争着要看斯特林德贝格和韦德金德的戏；到了一九二六年就只爱看歌舞喜剧了。”奥斯卡·克罗格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但缺乏远见。如果他能预测到一九三六年会发生什么，他还会对一九二六年如此满腹牢骚吗？“上演高雅的戏剧就吃不开，”他抱怨说，“不久前戈哈特·豪普特曼的《织工》上演时，观众都挤到了剧院门口，而昨天上演时，剧场里的座位居然有一半空着。”

“不要紧，我们死活也能经营下去。”施密茨竭力安慰他的朋友。施密茨一看到克罗格善良、天真而又苍老的猫脸上布满愁云，心里就一阵难过。说实在的，他自己也忧心忡忡，那丰满、红润的脸上已平添了些许皱纹。

“怎么能经营下去呢？”克罗格不理会对方的安慰，还说，“像今晚这样下去，我们不得不从柏林邀请名角儿来客串了，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些汉堡人吸引到剧院来。”

黑达·冯·赫尔茨费尔德是克罗格的老同事和红颜知己。早在法兰克福时期，她与克罗格就一起做导演和演戏。她说：“克罗格，你又把事情看得漆黑一团了。请多拉·马丁来客串，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她的演出实在太精彩了。亨德里克演戏，也不必发愁没人看。”

当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说到亨德里克这个名字时，狡黠而妩媚地笑了，那薄施脂粉稍显宽大的脸蛋，突然亮了起来。她长了一个大鼻子，一对大大的金褐色的眼睛流露出感伤和聪颖。

克罗格粗声地说：“亨德里克的要价太高了吧。”

“可是，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