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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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像蛀虫啃石梁一般颇怀壮烈感地翻译完了这本虽然不厚，但绝难一口气读完的《撒旦探戈》，立即沉不住气地告诉了责编，与其说告捷，不如说告饶，若这书再长上几十页，估计我会得抑郁症的。读这本几乎不分段落的小说，就像读没有标点的古文，每读一行都感觉艰难。随后是一段刻意的遗忘，我将译稿旁置了三个多月，才又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重读，校改，润色，定稿。译稿发出去后，我跟责编抱怨：“简直就要憋死我了！现在我真想跺脚，喊叫，砸东西，摔书，再也不想看到它！”

当然说归说，怨归怨，心里还是惦着我的这个译本能早一点印出，好让我揣着所有释放不掉的焦虑和愤懑再次把它翻开，换一个读者的身份再读一遍，当然，再焦虑一遍，愤懑一遍，绝望一遍，也再清醒一回。这本书于我，是一种虐读，全新的体验，折磨加享受，窒息式的快感；快感之后，是更持久的窒息。

十月末的一个清晨，就在冷酷无情的漫长秋雨在村子西边干涸龟裂的盐碱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从那之后直到第一次霜冻，臭气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径变得无法行走，城市也变得无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离这里最近的一座小教堂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南方向四公里外、早已破败了的霍克梅斯庄园的公路边，可是那座小教堂不仅没有钟，就连钟楼都在战争时期倒塌了，城市又离得这么远，不可能从那里传来任何的声响，更何况：这清脆悦耳、令人振奋的钟声并不像是从远处传过来的，而像是从很近的地方（“像从磨坊那边……”）随风飘来。他将胳膊肘支在枕头上，撑起上身，透过厨房墙上耗子洞般的小窗口朝外张望，窗玻璃上罩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在幽蓝色的晨幕下，农庄沐浴在即将消遁的钟声里，依旧喑哑，安然不动，在街道对面，在那些彼此相距甚远的房屋中间，只有医生家挂着窗帘的窗户里有灯光滤出，那里之所以能有光亮，也只是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主人已经许多年不能在黑暗中入睡了，弗塔基屏住呼吸，生怕漏掉哪怕半声正朝远处飘散的铿锵声响，因为他想弄清楚这阵钟声到底来自何处（“你肯定是睡着了，弗塔基……”），所以他绝对不能漏掉任何一点声响。

这是《撒旦探戈》开篇的头几句。整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黏稠、缠绕、似火山熔浆涌流的句子，而且不分段落，让人读得喘不过气，恨不得一个塔尔·贝拉式的超长镜头从《创世记》拍到《启示录》，翻译完这本小说，我感觉从人间到地狱里走了一遭。绝望之后的绝望，没有人能逃出书中描绘的泥泞世界。这部作品有着宏大的构思、公式般精密设计的情节，环环相扣，密不透风，在那个阴雨连绵、广褒无垠的泥泞世界里，所有人都没有自主的空间，都是希望的奴隶，命运的棋子，包括作家自己，最终也与那个将自己关在家中昼夜偷窥并勤奋记录的医生融为一体，既操纵蛛网，也被蛛网绑缚。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有希望的人间，哪知人间在魔鬼的陷阱里；我们以为自己长脚就有可能逃离，哪知道自己是粘在蛛网上的米蛾。人类的历史就是周而复始，永难逃脱魔鬼的怪圈。

《撒旦探戈》，这书名对国内读者来说并不很陌生，因为它是2015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的代表作，后现代名著，匈牙利制造，而且作者多次来过中国；喜欢欧洲文艺片的国内影迷们更会知道，匈牙利著名导演塔尔·贝拉曾将这部小说改拍成一部七个半小时的黑白故事片，从头看到尾的人不多，但收藏它的肯定不少；搞电影的人更清楚，塔尔·贝拉导演的所有影片，无论是原著还是剧本，几乎都出自《撒旦探戈》的作者一人之手。这位匈牙利作家的全名很长，我认识了他二十年，才勉强能一口气把它说出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但说之前必须长吸一口气，说完后差不多断了气。据作家本人说，他的家姓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斯洛伐克境内有一座始建于十三世纪的著名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城堡曾是匈牙利大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