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利叶斯·莱斯特雷德牧师致哈勒姆夫人

1767年10月22日　巴黎

亲爱的哈勒姆夫人：

原谅我没能早点写信给您。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哪怕是最小的工作，我也觉得疲惫得要命。单凭这一点，我也没办法跟您的朋友阿布特先生好好相处，他请我代为向您致以最热切的问候，还说回忆起在庄园的那段时光，感觉是多么开心。

我相信您还未去过他家，那幢房子位于波旁码头旁，从巴黎圣母院走到那儿只需要一分钟。您喜欢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吗？我前几日就在那里，空气中弥漫着焚香的味道，令我头晕目眩。那些窗户倒是很精致。

哎！这个城市的宫殿、教堂、纪念碑真是太多了。我想到在伦敦的外国人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不过，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幸亏阿布特先生没有威胁我。您也知道，他是个生意人，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生意，只知道他为圣—日耳曼郊区的一些犹太人办事。他经常让他的朋友杜佩隆夫人照顾我。她是个优雅风趣的女士，我正好可以跟她练习下我那蹩脚的法语。不过，她的英语也非常古怪。口音很重，哪怕是一句最平常的话，从她嘴里说出也会变得怪怪的，感觉很不合适。

以上这些话只是顺便跟您提一下，我之所以会写这封迟迟没有动笔的信，是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而且特别古怪。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打算离开巴黎，前往俄国（免得睡一晚上后就打消这个念头了）。我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清楚这么做是不是明智的。但阿布特先生对此事非常赞同。他说他去过圣彼得堡三四次，还说他宁愿去那里也不愿去威尼斯、罗马或者别的南方大城市。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们在吃晚饭。他的慷慨款待令我们兴致大发。

刚才我提到了“我们”，为了礼貌起见，我应该把这群人介绍给您。首先当然有阿布特了，还有我、杜佩隆夫人，此外还有一对姓费瑟斯通的英国夫妻，是我们上个礼拜在杜伊勒里宫[1]认识的，这件事对他们来说还挺丢脸的。当时，他们的钱包被偷了，还是阿布特先生出手相助，这件事才算圆满解决。我们最后同意当天下午一起观看凡尔赛宫，虽然没有见到国王，不过在动物园看到一些奇怪的动物，一只来自中国的黑色小牡鹿、一头幼象、一只角断了的犀牛。费瑟斯通夫妇就这样成了我的朋友。

费瑟斯通先生中等年纪，身体强健，应该非常有钱，他最近才结的婚。新娘的年纪比他小一半，非常漂亮，带着几分傲气。我觉得他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是来巴黎度蜜月的。费瑟斯通先生曾到巴黎公干，而他太太从没离开过赫里福德。说来奇怪，法国人的世故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她每个小时至少都会和阿布特先生或者杜佩隆夫人（她压根儿就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说一次，这个地方充满恶臭，人们的举止也相当恶劣，还说即便是在时尚方面，赫里福德的女人也要强过她们巴黎的姐妹。我必须承认他们有点厌烦，不过，就我现在的处境来说，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如此，真让我觉得索然无味。或许这档子事让我写信的时候也昏了头。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俄国了？容我解释一下吧。

促成整件事的是医生这个不同寻常的“种族”。我相信夫人肯定读过有关这件事的报道，或者听人说起过这事，一群医生，该怎么形容呢——他们像一群排队出殡的人一样，从伦敦出发，经过巴黎，再经柏林前往圣彼得堡，其中一位医生将在那里为女皇接种天花疫苗，到时候肯定会获得不朽的声名。费瑟斯通先生告诉我，他们定了规矩，最先到达巴黎的人能在第二天第一个离开那里，他比其他人早到几个小时，就早几个小时离开。在柏林的情况也是如此，之后，他们会赶往圣彼得堡。英国大使在这里和普鲁士都会安排接待事宜。今天，第一个医生到达了，有一群人接待了他，虽然至少有一半本地人，模样看似在等待国王的一位情妇。

我们到这里多多少少算有点偶然的成分。费瑟斯通先生想去看巴士底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