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战事一直没有停，但我们不再上战场了。秋日的米兰[64]寒意颇浓，天黑得很早。华灯初上时分，沿街看看橱窗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店铺外面挂着许多猎物，狐狸毛皮上落满了雪粉，它们的尾巴在风中晃荡。掏空内脏的僵直的鹿身，沉甸甸地悬着。风吹荡着小鸟串儿，它们的羽毛被吹翻了开来。这是个寒冷的秋天，风是从群山上下来的。

我们每天下午全体都去医院。在阴沉沉的天色中，有不同的路线可以穿过城区去医院。其中有两条路线是沿着运河边走，但路比较远。不过，走到医院总是要从桥上过运河上的。有三座桥任你选。其中一座桥上，有一位妇人卖烤栗子。站在她的炭火前面，暖融融的；栗子揣进口袋里，过好一会儿还是热乎乎的。医院很老旧，也很幽美。进大门后走过院子，再走出对面的院子门，就到了。经常有葬礼，举行葬礼都是从院子里开始。旧医院后面，是几幢新建的砖头造隔离式病房。每天下午我们就在那儿相聚，大家彬彬有礼，互相询问伤势病情，坐到会给我们大大改善病情的诊疗椅上去。

医生走到我坐着的诊疗椅近前，询问道：“战前你最喜欢做什么？练什么体育运动吗？”

我说：“练啊，足球。”

“好，”他说，“你还能踢足球的，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膝盖不能弯曲，从膝盖到脚踝一条腿直僵僵没有腿肚子。诊疗椅帮我弯曲膝盖，像骑自行车那样帮我活动腿，但是还没有帮我弯过来，诊疗装置转到弯曲部分便摇摇晃晃转不动了。医生说：“不要紧，会弯过来的。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你还会像个冠军似的重新踢足球。”

旁边那张诊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像婴儿的手那么小，夹在两块皮革中间；皮子上下弹跳，拍打着他的僵硬的手指。医生检查他的手时，他一边朝我挤眼睛，一边说：“将来我也能踢足球么，医生上尉？”他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剑术家，战前他是意大利最棒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屋子他的接诊室，拿来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一只手在诊疗前萎缩得跟少校的手差不多大小，经过一个疗程后变大了一些。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仔细地看着。“是枪伤？”他问。

“工伤事故。”医生说。

“很有趣，很有趣。”少校说，把照片递还了给医生。

“现在你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说。

有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每天来医院。他们三个全部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想做画家，还有一个本来就想当兵。有时，诊疗结束后，回去的路上我们会结伴同行，到斯卡拉歌剧院[65]隔壁的科瓦咖啡厅去坐坐。我们有四个人，所以敢抄近路，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个街区的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家酒店里会有人大叫：“A basso gli ufficiali！”[66]有时，另外一个小伙子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行便有了五个人。他脸上蒙着一块黑丝绸手绢，因为当时他鼻子没了，正待做面部修复。他是直接从军事学院上前线的；第一次上火线，一个钟头不到就受了伤。他们修复了他的面部，但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要想把他的鼻子完全复原，那是办不到的。后来他去了南美，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后来战事会如何发展。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直在打仗，而我们不会再上战场。

除了脸上蒙黑丝绸绷带的小伙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勋章。他上前线的时间不够长，什么勋章也没得到。那种勋章我们每人有一枚，想当律师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小伙子却有三枚。他当过敢死队队长，同死神打交道很长时间，有点超然了。我们全都有点超然。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相会，并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将我们凝聚在一起。不过，在我们去科瓦咖啡厅的路上，穿过那一段暴戾的街区，行走在黑暗中，经过透出灯光和歌声的酒店，有时因为人行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不得不从他们中间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