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地回来之后，奶奶和我们一起在楼下吃了饭，后来她感到不舒服。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和倪尔君正说笑着，突然，她恶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马上把头耷拉到了胸前。我们搀着她的胳膊把她扶到楼上，让她躺下，在她的手腕和太阳穴上抹了点倪尔君带回来的花露水。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抽了饭后的第一支烟。得知奶奶的情况并不严重之后，我就坐上那辆一直暴晒在太阳底下的阿纳多尔车出了门。我没有走主干道，而是走的达勒加路。这条路特别给铺上了柏油。樱桃树和一部分无花果树还留在原处。小时候我们常和雷吉普一起在这里捉乌鸦，或者闲逛。我曾以为是个客栈的那个地方应该还在下面。山脊上建了许多新的街区，还有一些正在建造中。我没在达勒加看见什么新鲜事物：还是那座已经建了十年的阿塔图克雕像!

到了盖布泽我直接去了县长那里。县长已经换人了。两年前，这张桌子旁坐的是一个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人，现在则是一个不停地在忙碌的年轻人。我甚至都没有必要像我事先计划好的那样，为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包里掏出我在学院发表的晋升副教授的论文给他看，告诉他我以前也进过档案室，也没必要告诉他我已故的爸爸也曾当过县长。他叫来一个人，让我跟他走。我和他一起去找勒扎，勒扎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但没找到，他去诊所了。我想在他回来之前我就在市场上走一走吧。

我从一个垂着许多荨麻的狭窄缝隙钻了过去，到了市场上。我先是往下走着。街上什么人都没有。一条狗在柏油路上瞎逛悠，铁匠铺里有个人正撬着煤气罐。还没看看文具店的橱窗我就转过了身，躲在商店前面那片窄窄的阴影下面走着，直到看见了清真寺。然后我又转过了身，走开了，在小广场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下坐下，喝了一杯茶来驱赶自己的困意，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咖啡馆里的广播，努力去忘记这种炎热，没人注意到我，所以我觉得很惬意。

我回到县政府的时候勒扎已经回来了，一看到我他就想起来了，而且很高兴。在他找到钥匙之前，我必须递交一份申请。我们一起下了楼。他打开门，我马上就想起了霉菌、灰尘和潮湿的味道。擦掉旧桌椅上的灰尘时，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后来他留下我一个人走了。

盖布泽的档案室里没有太多的东西。实际上，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镇子里曾有过教法官这一职务，但极少有人知道并对它感兴趣，这就是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当时留下的文件中的一大部分，后来都被送到了伊兹密特（当时被叫做伊兹尼克密特的一个地方）。这些被遗忘的诏书、地契、法院案卷以及小册子混杂在一起摞在了那些箱子里，就这样一直待着。三十年前，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努力想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满怀共和国初期特有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民族主义激情，但他后来厌倦了。两年前，我想在他半途而废的地方继续下去，但才一个星期我就退缩了。当一名档案管理员比当一名历史学家更加需要心态平和。今天，喝过点墨水而又能够如此心态平和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我的高中老师就不是这种人，他在档案室里的时候立刻就有了写一本书来评论的欲望。在这本书里，老师除了提到他自己的生活轶事以及他所认识的盖布泽人，还提到了盖布泽的名胜古迹，我记得和塞尔玛吵架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一边喝啤酒，一边看那本书消遣。后来我跟学院里的一些同事提到了这本书，他们一起给了我一个相同的回答：不会的，盖布泽不可能有那样的文件!我不吭声了，他们还向我证明，在盖布泽甚至连档案室都不会有。

对我来说，在一个连专家们都相信不存在的地方工作，比在总理府档案室和一群互相妒忌的同事一起工作要令人开心得多。那些被弄坏的纸片上有许多黄色的斑点，发了霉，还皱皱巴巴的，我一边闻着它们的味道一边品味着。看着看着，我觉得自己似乎亲眼看到了写这些纸片的人，让人写这些纸片的人，还有那些自己的生活和所写的东西有一丝联系的人。也许我到档案室来，并不是为了追踪那场去年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