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畅快地睡了一晚，一点梦魇都没有。早晨天气晴朗，寒森森的，楼下飘来煎炸早餐的香气。按常理，我费了一些工夫才记起自己睡在什么地方；但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一阵得到保护的安全感。我躺在床上，等待下面叫吃早饭；突然想起，应该打听一下这位如亲娘一般保护我的善人的名字，所以我赤脚踮来踮去，寻找《发条橙》，上面一定写着名字的，是他写的嘛。卧室内除了床铺，一把椅子，一盏电灯，什么也没有，所以我跑到隔壁他自己的房间，在墙上看到了他的妻子，是放大的照片，我记起什么，一阵恶心。那里还有三两个书架，不出我所料，果然有一本《发条橙》，书的背面，书脊上，写着作者的名字——F.亚历山大，上帝呀，我想道，他也叫亚历克斯注啊。我翻了翻，身穿他的睡衣，赤着脚，却一点不感到冷，整个屋子很暖和；不过，我看不出书是讲什么的。它的写作风格似乎非常疯狂，充斥着“哪”、“啊”之类的废话，但大概的意思是，如今的人们都变成了机器，他们、你们、我、他，还有拍我的马屁吧——外表却分明是自然生长的水果。F.亚历山大似乎认为，我们都生长在上帝种植的世界果园中他称之为世界之树之上，我们的存在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来解渴，爱的饥渴云云。弟兄们哪，我根本不喜欢这种噪音，奇怪，F.亚历山大是何等的疯狂，也许是被丧妻之痛逼疯的。可是此刻，他以精神健全者的嗓音叫我下楼吃饭，充满了快乐、仁爱之心，所以叙事者鄙人下楼了。

“你睡了很久，”他说着，舀出白煮蛋，从烤架下取出烤焦的吐司。“都快十点了。我已经起床多时了，干活呢。”

“又写新书了，先生？”我问。

“不，不，现在不写啦。”他说，我们很哥们儿地坐下，笃笃笃地嗑鸡蛋，咔咔咔地咬焦吐司，早上煮的大杯奶茶放在一边。“我在给各种各样的人打电话。”

“我以为你没有电话的。”我说，一边在用勺子舀鸡蛋，没有当心说话内容。

“哦？”他问，就像手拿蛋勺子的机警动物一样警觉了，“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没有电话呢？”

“没啥，”我说，“没啥，没啥。”不知他对那个遥远的前半夜的事记不记得了，我来到门口编造故事，说要打电话叫医生，而他说没有电话。他细细瞧我一眼，然后恢复了慈爱欢快的神态，把鸡蛋舀起。他一边吃，一边说：

“对，我已经打电话给对此案感兴趣的人，你看，你会成为十分有力的武器，保证在下届大选中，不让邪恶的现政府连任。政府炫耀的一大功绩是，近几个月来已经整治了犯罪。”他再次细细看我，透过鸡蛋的热气；我再次纳闷，我担心他是否在观察我在他一生中曾扮演过什么角色。可是，他说：“征召野蛮的小流氓加入警察队伍。策划耗损体力、摧残意志的条件反射技术。”他用了这么多的专有名词，弟兄们，而且目光中充满了疯狂的神情。“我们以前见识过的，”他说，“在外国。针尖大的眼透过多大的风啊，我们来不及摸清自己的处境，完整的极权主义国家机器就将应运而生了。”“唷唷唷。”我想道，一边拼命吃鸡蛋，啃面包。我说：

“我在这一切中起什么作用呢，先生？”

他的脸上仍然是疯狂的表情，说：“你是这种穷凶极恶的策划的活见证。老百姓，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必须看一看。”他从饭桌边站起来，在厨房中踱来踱去，从水槽踱到储藏室，大声说话：“他们愿意自家子弟步你这个可怜的受害人的后尘吗？政府难道不会擅自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并且谁想触犯政府，就把谁的性命、胆量、意志统统抽干？”他平静下来，却没有继续去吃蛋。“我写了一篇文章，今天早晨写的，你还在睡觉呢。一两天以后要登出来，附上你的不幸照片。你要签上名，可怜的孩子，作为他们整治你的档案。”我说：

“你从这一切中能有什么收获呢，先生？我是说，除了你所谓的文章带来的稿费花票子？我是说，你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现政府？请允许我斗胆问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