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在八点整醒来，身体依然感到疲惫不堪，很烦恼，像遭到了沉重打击似的，睡眼惺忪，黏糊糊地睁不开。我想，不去上学算了。我思忖，可以在床上多睡一会儿，比如一两个小时，然后随随便便地穿戴好，也许还能在浴缸里泡一会儿，替自己烤面包，听听收音机、看看报纸，多么逍遥自在。午饭后，我如果愿意，就可以去学校，看看那个练习愚蠢而无用的学问的伟大场所，有什么把戏好玩，弟兄们噢。

我听见爸爸发着牢骚跑来跑去，然后去印染厂上班；接着妈妈以恭敬的口吻朝室内喊，因为她看到我长得又高又大了：

“八点了，儿子。你不要再迟到啊。”

我回答道：“格利佛有点疼。别管我，睡睡会好的，然后我会乖乖赶去上学的。”只听她叹息着说：

“那我把早饭放在炉灶里热着吧。我自己得马上走了。”这是真话；有这么一条法律，除了小孩、孕妇、病人，人人都得出去上班。我妈妈在人们叫做“国家商场”的地方工作，给货架摆满黄豆汤罐头之类的货品。我听见她在煤气炉里哐当放下一只碟子，穿上鞋子，从门背后取下外套，又叹息了一下，然后说：“我去了，儿子。”但我假装回到了梦乡，没有回答，一会儿真的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奇怪而非常逼真的梦，不知怎的梦见了哥们儿乔治。梦中的他年纪变得大多了，非常尖酸严厉，在谈论纪律和服从的事情，说他手下所有的人必须招之即来，像在军队中一样举手敬礼，我跟其他人一起排在队伍里，齐声说“是，长官”，“不，长官”。我清楚地看见乔治的肩上扛着星星，活像一个将军。接着他把持军鞭的丁姆喊上来，丁姆老多了，脸色苍白，他看到我笑了笑，可以看见他掉了几颗牙齿，这时乔治哥们儿指着我说：“那士兵很脏，布拉提上全是粪便。”这是事实。我马上尖叫道：“别打我，求求弟兄们啦！”开始逃跑。我好像在绕圈跑，丁姆追着，笑个不停，军鞭甩得啪啪响，我每挨一下军鞭，就有电铃丁零零零，铃声大作，而且还激发出某种 痛楚。

我迅速醒过来，心脏扑扑扑乱跳，当然真的有门铃声吱吱响着，是我们前门的门铃，我假装没人在家，但铃声吱吱响个不停，然后我听见有个声音在门外喊：“好啦，出来吧，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立刻听出来了，是P. R.德尔托得注的声音，一个真正的大傻瓜，据说是我的教养跟踪顾问。他工作负荷超载，本子上记着数百名学生的事儿。我装出痛苦的声音，高喊对对对，弟兄们哪。我下床披上好看的丝绸睡袍，上面绣着大城市的图案。脚上套好舒服的羊毛拖鞋，梳好虚荣的美发，准备伺候德尔托得。我开门，他一个踉跄跌了进来，面容疲惫，格利佛上顶着破礼帽，雨衣肮脏不堪。“啊，亚历克斯同学，”他对我说，“我遇到你母亲了，对吧。她说你好像哪里不舒服，所以没上学， 对吧？”

“兄弟，哦先生，是头痛难忍，”我以绅士的声音说，“我想，到下午会好的。”

“或者到晚上一定好，对吧？”德尔托得说，“晚上是好时光，对不对？亚历克斯同学，坐下，坐下，坐下。”好像这是他的家，而我倒是客人。他在我爹经常躺的旧摇椅上坐下，开始前后摇动，似乎那就是他来此的全部目的。我说：

“来一杯热茶吗，先生。有茶叶。”

“没工夫，”他摇动着，皱着眉瞥我一眼，仿佛用尽了世界上的全部时间，“没工夫，对吧？”他傻乎乎地说。我把茶壶炖 上说：

“是什么风吹得大驾光临？出了什么问题？先生！”

“问题？”他狡黠地问；弓起背瞧我，还是摇动不止。此刻他瞄到桌子上的报纸广告——满面春风的年轻姑娘乳峰高耸，在推销“南斯拉夫海滩之光”。他仿佛两口就把她吞下了，说：“你为什么会想到出问题？你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哪？”

“只是说惯了，先生。”

“呃，”德尔托得说，“我对你也说惯了，小同学，你要注意啊，你非常清楚，下次就不是教养学校的问题喽。下次就是送上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