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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从此我再没进过五一广场那家录像厅。可我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的身体，直到现在我的鼻孔里还飘浮着录像厅里的气味——汗臭味、沤湿的球鞋味、劣质的烤烟味、疲劳工作的机器散发出的呛人的烘烤塑料味，还有男人裤裆里浓烈的次氯酸气味。

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了周润发、刘德华、万梓良，认识了张曼玉、叶玉卿和利智。我记住利智是因为那女人在一个不知何名的片子里晃来晃去的一对豪乳，那时我在黑暗中用极其轻柔的动作拉开了裤子拉链，极力向后仰，装作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在这之前我瞥了一眼坐在身旁的杨科，他的左腿蹬着前排的座椅，左手夹着烟搭在膝盖上，整个身子蜷缩在座椅里，好像一张引而不发的弓。

走出录像厅，我揉了揉眼，把墨镜戴上。杨科问：“你刚才哆嗦什么？”

“冷，”我说，“空调开得太足了，吹得我浑身发冷。”

“利智那儿可真大，”杨科两手抱肩，“比叶子楣的还大。”

我跨上自行车，裆部与车座的接触让我很不舒服，抬了抬屁股，那里冰凉、黏稠。我右脚使劲儿一蹬，车滑出老远，阳光穿透肥大的梧桐叶筛下来，细碎的阴影在路面上晃来晃去。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一股股的恶心爬到了喉咙口，只好趴在车把上，这个姿势可以把胃折叠起来。我紧蹬几下，听到杨科在我身后喊：“等等我，你他妈骑那么快干吗！”

吃完晚饭，我爸好说歹说地拉着我下了盘棋。他是个臭棋篓子，我一个“卧槽马”连使八百回他都不长记性。世界上最没劲的事情就是陪他下棋，没有之一，我有时候不得不让他一盘两盘的，他就特别美，摇着蒲扇说：“儿子，你这棋艺可是退步了。”那口气跟象棋大师似的，我也不好意思戳破他。

我妈没了之后，我知道他很寂寞。跟儿子下盘象棋是他人生的第二大乐趣，他的人生第一大乐趣是跟楼下跳交谊舞的阿姨们眉来眼去，可从没见他领一个回来。我跟我爸提过这事儿，我说你要是看上哪个阿姨了就领咱家来，我也给你参谋参谋，俩人要是都有意思就结婚。其实不光是让他排遣孤独，我也是从生理角度帮他考虑——我说你还年轻，老这么憋着对身体不好。

我爸说，用不着你帮老子操心，跳跳舞，聊聊天，过过眼瘾就行了，真娶个进家，你难受，我也不好受，我是受够了女人唠叨啦。

他指的是我妈。我妈是个特能唠叨的女人，在我的记忆里，她似乎就没吃过什么东西，似乎她那张嘴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在我爸耳边唠叨。其实我爸挺好的，至少我觉得他没什么大毛病，在我妈生前，他从来没跟阿姨们套过磁、跳过舞。可我妈的眼是高倍显微镜做的，我爸脸上的一粒雀斑在她看来都有磨盘大。不过她倒是很少说我什么。我妈是个半文盲，我只要每次把考试卷子杵到她眼皮底下她就满意了，一百以内的数字她还是认得的。这么说吧，在学习上我从来没让她找到数落我的机会。我爸就不一样了，他是中学教师，教历史的，能说会道，一肚子经史子集，还多才多艺。每年学校的晚会上，除了当主持人，他的葫芦丝也是保留节目。他在家也吹，《月光下的凤尾竹》一响，我妈就安静了。

学生们最爱听我爸的历史课，邻居山哥是我爸的学生，他说我爸讲历史课跟说评书似的，声情并茂，活灵活现。山哥说：“别的老师嘴里的历史人物是死的，你爸讲的，像刚钓上来的鱼，个个活蹦乱跳。”身为我爸的儿子，却没有山哥的福分，能做我爸的学生，听我爸口若悬河。他们学校离我家太远，我是就近上的厂子弟小学。

有时候我也缠着我爸给我讲讲历史故事，可他说不在课堂就没那个气氛，讲不出来，用他的话来说，非得坐满了学生他才能讲得出来。

我打小就不黏人，他不讲我就不听，不过我觉得，要是讲台下坐的都是男生他也讲不出来，至少讲不了那么精彩。都是爷们儿，谁不明白这个呀。

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