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这东西好比一个美女，往往人第一眼看见就顿生崇敬向往。搞文学工作的好比是这个美女的老公，既已到手，不必再苦苦追求，甚至可以摧残。雨翔没进文学社时常听人说文学多么高尚，进了文学杜渐渐明白，“搞文学”里的“搞”作瞎搞、乱弄解释，更恰当一点可以说是“缟文学”或是“槁文学”。市南三中有名的“学校文学家”们徒有虚名，他们并不把文学当“家”一样爱护，只把文学当成宿舍。“校园诗人”们暗自着急，不甘心做“人”，恨不能自称校园诗家。

雨翔在文学社待久了——其实不久，才两星期，就感觉到文学社里分歧很大，散文看不起小说，小说蔑视诗歌。这些文学形式其实也不是分歧的中心，最主要是人人以为自己才压群雄，都想当社长，表面上却都谦让说不行不行。写诗的最嚣张，受尽了白眼，化悲愤为力量，个个叫嚷着要专门出一本诗刊，只差没有组党了。

现任社长是软弱之人，而且散文小说诗歌都写，一时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没有古人张俊劝架的本领，恨不得把这句话引用出来，“天下文人是一家，你抄我来我抄他”，以昭告社员要团结。

文学社每周三例会，最近一次例会像是内讧大会。照规矩，周三的会是集体讨论然后定稿，再把稿子排一下，《初露》样刊出炉。结果写诗的见了不服，说分给他们的版面太少；写小说的后来居上，闹得比诗人凶，说每次《初露》只能载一篇小说，不能满足读者需求——所谓的读者也只剩他们几个人。这些人没修成小说家的阅历，却已经继承了小说家的废话，小说写得像大说，害得《初露》每次要割大块的地来登这些文字。写散文的人最多，人心却像他们的文章一样散，闹也闹不出气势。这种散文家写文章像做拼盘，好端端的材料非要把它拆掉换一下次序再拼起来，以便有散文的味道。

雨翔孤单一人，与世无争，静坐着看内讧。写诗的最先把斗争范围扩大到历代诗人。徐志摩最不幸，鼻子大了目标明显，被人一把揪出来做武器：“《再别康桥》读过吧，喜欢的人多吧，这是诗的意境！诗在文学里是最重要的体裁——”那人本想加个“之一”，以留退路，但讲到义愤填膺处，连“之一”也吃掉了。

“言过其实了吧。”小说家站起来。慢悠悠的一句话，诗人的锐气被磨掉大半。那人打好腹稿，觉得有必要把剩下的锐气磨掉，眼向天，说：“井底之蛙。”

他犯了一个大错。其实磨人锐气之法在于对方骂得死去活来时，你顶一句与主题无关痛痒却能令对方又痛又痒的话。那句“井底之蛙”反激起了诗人的斗志，小诗人一一罗列大诗人，而且都是古代的。小说是宋朝才发展的，年代上吃亏一点，而且经历明清一代时小说仿佛掉进了粪坑里，被染了一层黄色，理亏不少，不敢拿出来比较，只好就诗论诗道：“你们这种诗明明是形容词堆砌起来的。”这句该是骂诗人的，不料写散文的做贼心虚，回敬道：“小说小说，通俗之物，凡通俗的东西不会高雅！”

小说家恨一时找不到一种既通俗又高雅的东西反驳，无话可说。

不知哪个角落里冒出一句：“《肉蒲团》。”四座大笑，明明该笑的都笑完了还要更放肆地假笑，意在击溃写小说的心理防线。孰不知，小说家的皮厚得像防御工事，区区几声笑仿佛铅弹打在坦克上。一个发表小说最多的人拍案站起来引《肉蒲团》为荣道：“这本书怎么了，是人精神荒漠里的绿洲！是对传统的突破！”坐下来洋洋得意，他所谓的“对传统的突破”要这么理解——当时的传统就是写黄书，《肉蒲团》一书色得盖过了其他黄书，便是“对传统的突破”。

三方在明清禁书上纠结起来，迟迟不肯离开这个话题，女生也不甘落后，都涉足这个未知地域。

社长急了，终于想到自己有制止的权利，轻声说：“好了，你们不要闹了。”社长有如此大胆是很罕见的，社员也都停下来听社长的高见。社长的强项在于书面表达，嘴巴的功能似乎只退化到了进食，所以不多说话，四个字出口：“照从前的。”